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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故事】以身作则培育良好家风

发布时间:2016-11-29 浏览次数:

父亲离开我们将近二十年了。在他的革命的一生中,我们全家团聚的日子是不多的。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至今如在眼前。

  父亲对我们从生活到政治的关怀和谆谆教导,特别是要我们不搞特殊化的教导,由于他本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涯和朴素踏实的作风,而更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

  对于自己的子女,父亲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严格教育。作为共产党人,他更从新的高度对待这个问题。延安期间,有我的兄弟、堂兄弟,堂姐及其他亲属多人在各单位学习或工作。父亲首先注意的就是培养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杜绝特殊化的苗头,要求他们建立“革命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在当时延安的艰苦条件下,领导干部在待遇上和其他人的差别是有限的,主要就是表现在伙食上。父亲只要发现从家乡来的子侄亲属在这个问题上搞了特殊化,就会立即关照秘书、警卫员,不让他们违反制度吃小灶。不仅年龄较长的子侄辈过着和一般青年学生同样的生活,就连他身边最小的孩子林用三也是如此。

  用三刚六岁,父亲就让他自己拿着碗到大灶和一般干部、战士一道吃饭,上学后让他住校和同学们一起过集体生活,看戏不许抢前排,在大街上不许随便吃群众的东西(群众认出林主席的孩子时,就会给他东西吃)……父亲是爱他的,但不是溺爱,深厚的父爱洋溢在殷切期望和严格要求之中。

  一九四六年深秋,我从国外回到延安,和父亲已经八年多没有见面了。在边区政府的窑洞里,我度过了难忘的一些日子。父亲抓紧时间给我补课,一再以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以及在思想上入党的教导勉励我……但不久后,组织上决定我去东北工作。父亲说:“多年不在一起,本来是想让你在身边的。但是,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一再叮咛:去东北后,千万不可忘记,一定要下农村,参加土改,一定要争取在基层锻炼的机会。他说:“只有经过这种群众斗争的锻炼,才能逐步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才能真正为党工作。”

  当时,边区政府后勤部门的同志准备给我做一套棉衣。父亲却说:“不必做了,她到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后,公家会发的。”父亲总是坚持按制度办事。

  临别之际,我问父亲何时向河东转移。可是他说:“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边区遭到进犯,我必须留在这里,和边区人民在一起……”

  当时听说他要留下坚持斗争,我不由得愣了……他仿佛看出我在想心事,便说:“还要提醒你一件事,去东北后,你切不可要求组织上让你和我通电报。”后来我才体会他的用心。当时面临着规模空前的战争,多少家庭、亲人处在不同的战场上,音讯阻塞,彼此悬念,电报是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工具,为私事通电报将是不可容许的特殊化表现。父亲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给我们灌输反特殊化的思想。

  全国解放后,我们兄弟姊妹虽然大都在北京,但都忙于工作,只能在节假日有空时聚会。尽管我们年纪不小了,但父亲从不放过教育我们的时机。他往往一连三四个小时给我们讲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同时,也针对我们每人的特点提醒我们应注意的问题。对我,他最操心的就是:在全国胜利的气氛中,我可能会漠视艰苦朴素的作风,会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因此每逢我去看他时,只要他觉得我的穿着不够普通,就要批评。有时问我:“你凭什么能穿这样的衣服,这衣服是哪里来的?”有时干脆说:“谁叫你穿这衣服的?赶快换了。”

  还有一件使他操心的事,就是他看到,尽管他自己严格要求我们,但其他同志可能会特殊照顾我们,久而久之,会养成我们的特权思想和作风。因此,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期间,他曾特地邀请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去他那里,不管我是否受得了,当着我的面嘱托他们:“请你们管教她,要严格要求她。”也为了这同样的原因,他不厌其烦地经常问我和谁来往,有哪些朋友,等等。他担心在不正常的吹吹捧捧的气氛中,我们会忘乎所以,会不求上进,丧失革命进取心。

  他的要求和批评之所以能使干部和子侄心服口服,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反对特殊化方面,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无论在延安的窑洞里或建国后的北京,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和旺盛的革命意志。在延安时,经常是一身打着补丁的布衣,冬天腰间扎一根草绳。到了北京,也仍然经常是一身布衣。至于饮食,他也决不容许讲究,为此他后来亲自管账。他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管理局多次建议修理,他老人家就是不同意,说:“我们的住房比农民的不知好多少倍。”拖了将近十年,墙坯掉了,窗户透风,房梁因未加固可能发生危险,他才勉强同意修理。接着又嫌修理费过高,不让修,直至答应降低修理费后,才让修……他就是这样,认为一丝一缕,都是人民的劳动成果,谁也没有权力浪费。他以此律己,也以此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我们理解他。在他逝世后,一切遗物,我们都全部缴公。甚至没有留下一点可资纪念的手泽。虽然他没有留下遗言,但这样处理符合他一贯的教诲。(节选自林利著《回忆我的父亲林伯渠同志》,摘自《怀念林伯渠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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