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财政上日益困难。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毛泽东曾说，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经济财政问题的关键，在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人更是身先示范、参与生产，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毛泽东、朱德带头开荒种菜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泽东虽然工作非常繁忙，但依然带头开荒生产，缴纳公粮，身先示范解决“吃”的问题。他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主席要领导全国抗战，工作太过辛苦，便提出要为他代耕。对此，毛泽东坚持要亲自参加劳动，他说：“我一定参加开荒，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一亩地，不多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坚决不要人代耕。”

　　大家见毛泽东工作如此繁忙，还带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便纷纷在窑洞外开荒，中央机关所在的杨家岭掀起了开荒的高潮，几乎每个窑洞外都可看见整齐的菜地。

　　年过五旬的朱德也积极行动起来，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栽种了十几种蔬菜。朱德是种菜能手，他不但手把手教年轻人耕种，还带头拾粪，一有空闲时间，就走进菜园里劳动。部队中、机关里、百姓中纷纷有人来信要求给朱总司令代耕，但他都不予接受，他说：“生产任务可以自己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这对整个革命，对自己的身体都有好处。按照生产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是完全有保证的。”

　　当时的报刊评论道：“总司令在生产中的这种模范作用，感动了所有看见他生产的人，成了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家务的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鼓舞着大家去创造奇迹。”

　　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学习纺线

　　陕甘宁边区一半以上百姓不懂纺织，最初边区从棉布到针线都依靠外援，虽然后来边区的纺织业有所发展，但仍面临很大困难。为解决边区人民群众“穿”的问题，中共中央号召干部群众纺线，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周恩来和任弼时不顾工作繁忙，坚持在空闲时间积极纺线。

　　周恩来当时虽然右手有伤，但仍然坚持带头学习纺线，摇着第三五九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一边劳动，一边积极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纺线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锭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他不但短时间内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领导大家总结经验、提高效率，使全体纺线同志的出品数量与质量都有所提高。之后，周恩来和任弼时还专门召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效率提高了一倍。

　　为激励大家的纺线热情，不久在枣园举行了纺线比赛大会。竞赛评比委员会按照每个人纺线的数量和质量，将其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三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虽然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纺的线数量和质量都不够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他们不参加评比，但全体同志坚持按规定办事，把他们评为纺线英雄，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送交边区政府，在边区农工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

　　每次有人关心起周恩来受伤的手臂时，他总是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成习惯了，疼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在周恩来看来，劳动是最愉快的事。

　　陈云、张闻天带头参与生产

　　在大生产运动中，有些同志虽然也参加生产劳动，但由于思想上还没有转过来，在劳动中总是挑轻松、干净的活干，脏活、重活、累活不愿意去干。中组部在开荒生产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肥料不足，陈云等中组部的同志就带头到处收集肥料，受到大家的赞扬。陈云对一些不愿挑大粪、嫌大粪脏的人说：“大粪是香的，能培养出新鲜的蔬菜瓜果，不是会变成香的吗？”在陈云等人的带动下，中组部收集的肥料“最早也最多”，带动了各部门积肥工作的热情，掀起了积肥高潮，为春耕播种做了充分准备。

　　设在蓝家坪的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因为学生们本是一群缺乏生产经验与劳动习惯的青年人，所以起初在大生产运动中落后于其他部门。学院院长张闻天知道这一情况后，写信给马列学院的同学，鼓励他们加紧生产。学生们在他的鼓励下，全体动起来，采用强弱混合编组、分组竞赛等办法，用一个多星期完成开荒任务后，又采用上午学习，下午生产，或隔三天五天劳动一天的办法，半农半读，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调剂起来，保证了生产与学习两大任务的完成。在得知中央局缺乏农具的消息后，张闻天还自费买了两把锄头，自带农具坚持参加生产，他说：“生产不仅可以得利，而且是我们一种很好的体力运动，比打球的运动还要好些，因此对公家对个人都有很大的利益。”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财政非常困难，曾访问过陕北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更是认为“1941-1942年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所带来的巨大困难”几乎对中共是一次“灭顶之灾”。但在中共中央的英明决策下，通过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不但走出了困境，更是由此进行了局部执政的成功实验。在此期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率先垂范，不但带动了生产高潮的到来，更成为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当时就为人称道，也成为后来共产党员学习的典范。（杨凯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